ADPCA的历史

1981 年夏天，大卫·凯恩（David Cain）提议，为了传播卡尔·罗杰斯的理论与实践而建立一个网络，用来探索、交流和研究罗杰斯在心理治疗中的革命性主张。这个理论认为，在心理治疗中，当事人最了解自己。他寻求并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团体促动员以及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学者和治疗师的支持。他希望卡尔·罗杰斯认可这个想法，卡尔欣然同意。在最初的三年里，加州圣奥比斯科地区的一小群心理健康专家和学生协助将该网络推广到附近的社区。1984 年，该网络成为一个全国性组织，并发行季刊简报《文艺复兴》（Renaissance）。该网络所面向的群体，也从最初对“以人为中心疗法”感兴趣的人，扩展到其他学科（包括教育学）的对以人为中心理念感兴趣的群体。有关会议理念和一般性质的更多内容，请参阅ADPCA 网页的理念部分。

1984年《文艺复兴》简报发行后，网络稳步发展。越来越多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关注这个网络，使创建者更愿意以系统的方式满足人们的需求。此外，大卫还创办了国际期刊《以人为中心评论》（Person-Centered Review），由塞奇出版社出版。该期刊迅速获得了国内和国际学术信誉。在与包括卡尔·罗杰斯在内的许多人讨论后，大卫提议将该网络命名为“以人为中心发展协会”（ADPCA），并被大家采纳。大卫（Renaissance, V 2, N 4, Fall, 1985）写道：

顾名思义，该组织将专注于以人为中心方法的持续发展和应用。它将继续作为一个网络而存在，使来自各个领域的成员们彼此联系，相互学习。（p. 1）

首届ADPCA会议于1986年在芝加哥大学国际之家举行。当时有约100名参与者，大部分来自美国。大约45名参与者是ADPCA成员。约一半的参会者是罗杰斯在1940和50年代的学生或同事。可能有30名参会者是芝加哥本地人，他们没有参与过任何与当事人中心疗法有关的活动。此次会议活动包含了卡尔·罗杰斯的治疗演示、娜塔莉·罗杰斯（Natatlie Rogers）带领的表达性以人为中心疗法体验、与卡尔的对话、卡尔的演讲以及关于和平和冲突调解的圆桌会谈。会上演示了聚焦疗法，还讨论了亲子治疗。还有人讨论了诸如以下的问题：当事人中心疗法是什么，不是什么？我们能否走向更人性化的科学？以人为中心方法的机构组织，是否是违反以人为中心理念的？

首届ADPCA会议结束时，在等离场巴士的时侯，芭芭拉·布罗德利（Barbara Brodley）向其他等车的人提出，是不是可以每年举办一次以人为中心工作坊。当时碰巧在场的有杰罗德·博扎思（Jerold Bozarth），芭芭拉·布罗德利（Barbara Brodley），纳特·拉斯金（Nat Raskin），戴夫·施潘（Dave Spahn）和弗雷德·齐姆林（Fred Zimring）。首届“沃姆斯普林斯”以人为中心工作坊于1987年2月在佐治亚州的沃姆斯普林斯举办。第33届沃姆斯普林斯工作坊于2019年举行。

在首届协会会议的几周后，来自芝加哥的参与者在当地成立了一个定期开展的社区团体。这个团体现在仍在进行。（译者注：那是在本文形成的2013年。这个团体在之后的两三年内逐渐停止）纳特·拉斯金在其中一次会面中提议开发一个电子邮件网站，用来推广关于以人为本的方法的国际讨论。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芭芭拉·特曼纳·布罗德利和约翰· 希林（John Shlien）及其他人一直致力于实现这个想法。芭芭拉·特曼纳·布罗德利的儿子马尔科·特曼纳（Marco Temaner）在 1990 年代初期建立了一个试点网站，并于 1994 年获得了第一份存档材料。马尔科无偿管理该网站将近十年。 [有关当前国际以人为中心电子邮件列表的信息请见：PCINTL]

在这里提及几件在首次会议之后发生的事情，是想说明共情接纳的氛围是如何创造地影响偶然相遇的。许多由 ADPCA 会议带来的关系网络和个人发展，可能永远不会被视为由ADPCA 所激发和促成。协会内外的联系和关系网络似乎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协会中的一些默默无闻的人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志愿者贡献良多，但不一定被看见。可以看到的是，秘书和财务主管、《文艺复兴》的编辑、《以人为中心期刊》的编辑和审稿人、会议组织者，以及承担许多其他艰巨任务的人似乎都是出于内在的动机而参与其中。最近一些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开会，来制定章程、探索期刊的索引程序，以及确认过往的相关信息。这些贡献实现的价值和目标，似乎不同于大多数其它组织的价值和目标。。在一个促进自由的心理氛围中，很小的事情都可能改变个人，非正式群体有可能受到激励，去开启新的项目。

1988 年，大卫·凯恩概括了该组织的宗旨（Person-Centered Review, v.3, # 4, pp. 404-405）：

鼓励对以人为中心方法的概念和应用进行批判性研究。
促进以人为中心理论的发展。
促进以人为中心的治疗、教育、督导和培训方面的创新。
扩大有效应用的范围。
鼓励和支持学术研究及其出版。
创建一个网络系统，以提高对有兴趣学习和实践以人为中心方法的人的相互了解和接触。

该协会第一年的会员权益包括：1) 订阅季刊：《以人为中心评论》； 2) 订阅季刊：《文艺复兴》； 3）获取协会资源名录； 4) 免费被列入名录； 5) 协会年会优惠； 6) 协会磁带库优惠。 1986 年的会费为 45 美元。目前，优惠价仅需每年 30 美元。 [《以人为中心期刊》 的文章现已全部公开。]

ADPCA 会议的相关信息详见本网站的会议一栏。请注意，第27届会议定于2013年在美国新泽西州考德威尔举行，第28届会议将于2014年在英国举行（译者注：本段写于2013年之前，故列举了第27和28届大会举办地点）。

每次会议的地点在大型团体会议上决定，然后由产生的组委会独立安排。各个团队在不同程度上向全体会员征求意见，并根据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举办会心团体的方式建立起一个松散的框架。会议的形式通常包括每天一次或两次大型团体会议、小型团体、演讲和其他活动安排（例如表达性活动、催眠或其他专题）、本地旅行或空闲活动，以及一次社交活动。有几届会议有“主讲”发言人（第 1 届是卡尔·罗杰斯；第 6 届是鲁丝·桑福德；第 8 届是C.H帕特森；第 21 届是亚瑟·博哈特、杰罗德·博扎斯、芭芭拉·布罗德利和纳特·拉斯金；以及第 23 届是埃德·卡恩）。一些成员反对指定主讲发言人，因为这违背了协会的“民主”特质，但每个组委会自行决定组会方针这个原则仍然是最重要的。

首届 ADPCA 会议的召集人纳特·拉斯金在对首届芝加哥会议的观察中抓住了未来会议的心理基调 (Renaissance, v.3, #3, 1986)。他描述了改变、适应和成长的过程是如何在策划团队中建立，又如何在整个会议期间继续发展。例如，整个会议期间都有新的团体和演讲出现。参会者在表达负面情绪方面存在很高的异质性和自由度。首届会议与其后会议之间一个引人注意的不同之处就是有卡尔·罗杰斯的出席。卡尔于 1987 年在加州拉霍亚举行国际论坛会议前去世。

尽管第二届 ADPCA 会议直到 1988 年才召开，但 ADPCA 成员在加州拉霍亚举行的第三届以人为中心方法国际论坛期间相聚一堂。来自 12 个国家的 35 人讨论了与该组织进一步发展相关的问题和需求。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协会成员共同分担组织的责任和决策。他们列出了四个紧迫的需求，并成立了一个授权委员会来起草一个初步草案，提交给1988 年举行的第二次 ADPCA 大会审议。这四个需求是：1) 明确目的和功能； 2) 界定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 3) 增加成员数量； 4) 审阅《文艺复兴》简报。

授权委员会有 12 名成员，其中 5 名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这些成员中大概只有一两位很活跃。这似乎代表了个人在这个组织里任职，承担责任和影响力的转变模式。有的成员曾经非常活跃，主动担任负责任的角色，但后来消失了。有些也许会在某个时候回来，但在起起落落之中，许多人在不是正式会员之后仍与协会保持着联系。

在纽约市举行的第二届年度会议的参会者和演讲都更加多元。参会者来自世界各地，从事不同领域。演讲内容涵盖理论和研究、内观禅修和以人为中心方法、罗杰斯和米尔顿·埃里克森（Milton Erikson）与精神分析的相容性、艾滋病教育和以人为中心的方法、与一个家庭的示范访谈，以及有关聚焦、以人为中心伴侣关系和大型团体等主题的演讲。

与罗杰斯的倾向和理论基础相一致，与会者“……探索自己的偏好和方向，根据自己的发现和个人证据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以这样的方式积极参与（ Cain, Person-Centered Review, v.3, #4, p. 409）。

在纽约市举行的会议上，还出现了一些由于日益明显的理论发展分歧而产生的微妙转变。有几个人在演讲和论文中表示，在 1960 年代初之后，罗杰斯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第二届ADPCA年会上，在以人为中心社群有人提出修改以人为中心的理论与实践的现象变得更加显著。而罗杰斯在此次会议之前一年零三个月去世，后者也许对前者有影响。这一趋势在后来的会议中也有所持续。

第三届 ADPCA 会议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郊外的拉尼尔湖畔举行。佐治亚州第三届会议的地方策划团队全部由研究生组成。学生们做了绝大部分的准备工作。会议主题包括重视自我的重要性、促进心理治疗的学习、创造力和个人力量、作为理论的自传体写作、对当事人中心疗法的行为解释、东西方有关实现的观点、当事人中心疗法的非指导性、以人为中心方法和自然界的四元素，以及作为一种权力范式的以人为中心方法。

可以说，佐治亚州会议里的团体，在团体结构连续变化谱中处在“非结构化”一端，因为大多数活动（包括指定的演讲）都安排在大型团体会议当中。所有的餐食都是学生和其他志愿者做的。虽然国际参与者不多，但来自本地的各界人士不少，例如，佐治亚州的二十多名校内咨询师，以及来自周边各州的十几名此前未参加过ADPCA活动的人士。

后来的会议在前三届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各自的独特结构。会议策划主要由地方委员会负责，有时也会有一两名来自其他州的成员参与其中。有几届会议主要由学生策划（例如，佐治亚州的第 3 届会议，堪萨斯州的第 5 届会议，宾夕法尼亚州库茨敦的第 10届和第 23 届会议，以及芝加哥的第 25 届会议），还有几届是由少数几位主持者向更多人征求建议（例如，拉斯维加斯的第 11届和第 22 届会议，以及阿拉斯加的第 18 届会议）。

如何在保持协会结构的可行性的同时避免大多数组织机构所有的权威主义结构，这是人们自协会成立以来一直在经历的挣扎。有两个决定反映了这种挣扎。

第一个是，大卫·凯恩创办的期刊《以人为中心评论》引发了争议。一些成员抱怨说，这个期刊作为协会的官方期刊，没有满足成员的需求。它更像是典型的学术期刊。因此，一些会员认为，该期刊应该减少学术性，收录更多有关实践的文章，并分享其他类型的信息。实际上，由于塞奇出版社的停刊决定，关于该刊形式的讨论不疾而终。塞奇出版社要求订阅量至少一千，而该期刊的最高发行量只达到 760-800册。大卫后来未能找到其他的出版社。

1992年，一个新的杂志开始试发行，有两位主编，弗雷德·齐姆林和杰罗德·博扎斯，外加一位行政编辑珍妮·斯塔布斯（Jeanne Stubbs）（直到 1997 年，她的职位都由佐治亚大学以人为中心研究项目资助。）这个杂志的宗旨是，既刊登一些符合专业期刊学术严谨性的文章，也收录《文艺复兴》简报没有登载的有关实践的板块以及观点与信息的分享。该期刊于 1994 年被协会成员认可，并被命名为《以人为中心期刊》 (The Person-Centered Journal, PCJ)。曾是《以人为中心评论》副主编的弗雷德继续负责协助 PCJ 的投稿人准备稿件。齐姆林和博扎斯继续担任了一年的联合主编。然后，博扎斯于 1995 年成为主编，斯塔布斯与另外两人担任副主编。1996年，编辑部做出现了一些结构上的变化，斯塔布斯当选为下届主编，博扎斯继续担任主编。珍妮于1997 年和 1998 年担任主编，结构上回归到三名副主编的模式。其中一名副主编乔·科恩（Jo Cohen）接管了 1998 年最后一期至 2000 年大部分时间的编辑工作。乔恩·罗斯（Jon Rose）、巴里·格兰特（Barry Grant）、杰夫·科内留斯·怀特（Jef Cornelius-White）和布鲁斯·艾伦（Bruce Allan）在过去的十年里相继担任了主编，并受到许多编辑助手的支持。有一个索引列出了从1994 年至 2008 年 (v.15, #1-2, 2008) 由杰夫和格林编辑的大部分作者和文章。

1990 年，在康涅狄格州希伯伦举行的第四届会议后不久，大卫·凯恩就退出了 ADPCA，主要是因为他对大多数成员不愿创建一个更结构化的组织而感到沮丧，他认为这是 ADPCA 蓬勃发展所必需的（Personal communication, 2009）。直到 2000 年在加州拉霍亚举行的第 15 届 ADPCA 会议上，大卫·凯恩对建立 ADPCA 以及最初的期刊《以人为中心评论》和《文艺复兴》简报的贡献，才获得正式的认可。有关协会的结构化程度的议题仍然存在，并其依旧是一个争论点。

其次，在路易斯安那州拉斯顿举行的第 13 届 ADPCA 的最后一次大型团体会议上，参会者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更多国际成员的出现促使团体决定可以在其他国家举办年会。因此，第 15届和第19届会议在英国举行，第 17届会议在法国举行。对参会者来说，这些会议非常成功。然而，与会的美国成员为数很少，这些美国参会者中包括了一些最支持将会议扩展到其他国家的人。这一决定显示了团体的自发决定与较系统的决策程序之间的冲突。它突出了协会在“有机”决策与传统决策之间的挣扎。也许，协会的过程导向性质本身，能够产生通过实验进行的自发调整。

就其本质而言，ADPCA 始终在探究如何继续发展以人为中心方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同时保有其独特存在方式所展现的强大而革命性的性质。

作者：杰罗德·博扎斯 & 纳特·拉斯金